有人会问，什么样的精神病人才可以强制治疗呢？刑法的难题在于寻求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之间的平衡。

孙佑海在他的文章中表示，此轮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仅倾向于先集中解决制约公益诉讼开展的瓶颈问题，规定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处理案件范围、原告资格两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认为，公益诉讼入法也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下来，并适用于行政诉讼。

此后，这一条款在维护弱势群体人权，反对公权力滥用，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假如无法解决身份问题，那么提起诉讼就更是没有可能。一般公民不会轻易尝试这样高成本的诉讼。法治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轰动全国的银广厦案和亿安科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受理的时机还不成熟为理由，于2001年9月24日向全国各级法院下发406号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暂不受理证券市场因内幕交易、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

常成说，我们不能指望一次修订解决所有问题，正如同中国有许多部环保法，但环境问题依然很严重一样。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公益诉讼 。在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上，汇集各种司法力量，兼取诉、辩各方观点，从而作出最终判决的，是法院。

（三）通过司法制度改革保障民主和法制措施的落实。这种定罪模式，决定了公开审判只能是一种过场戏，并不能真正决定被告的命运。五、 从法官职业化着手培养忠于国家法律的法官队伍法官职业化，或者说法官专业化问题，无论法院内部还是法学界，都一直在呼吁。[3]中共十五大因此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法官法》的立法和中国推行法官法衔制标志着这种呼声得到了立法的确认。依法治国是一种对人治的否定。

一个刑事案件到了法院，公安、检察、法院是一方，被要求密切配合共同打击犯罪。或者相当于宪法法院的机构。除此以外，不可能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使原告和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和影响。

中国的股市确实控制在政府手里。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四、提高当庭判决比例实现法官审判权回归中国司法受权力、人情、金钱干扰已经成为损害司法公正的严重问题。十年了，这篇文章还会被视为较为敏感而不能出版的论文，可见我思考的提前量，也体现我们国家这十年中，法学思想和司法改革道路之踌躇，前行之艰难。

司法制度改革，这也是一个必须加以首先考虑的问题。不去公关律师没有用，去公关律师会出问题。

所以，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直接指挥国资公司影响中国股市，股民把眼睛盯着政府是完全有根据的。法官职业化的争论，要害并不是有没有法衔，法官是不是法学院毕业，是不是通过司法考试产生，法官是不是专业很强的精英。

从重从快是指对犯罪者实体判刑上从重，在程序审理中从快，有的死刑案件公检法联合办案，只给被告三天上诉期。两级法院都是服从了法院以外权力的要求，故意判出了这个冤案。就会出现无法无天的局面。其实，除了公安权力以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的权力也高于法院，在反腐败审判中这一点尤其明显。[25]同海事法院一样，中国还可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劳动争议法院、婚姻家庭法院等，把大量民事纠纷进行专门分流审理，把大量的群众信访纳人司法审判的轨道。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在中国研究司法权，必须要从政党权力出发。寻租机会少，做官才安全。

公务员管理的基本要求是服从。[16]国有大企业的经营失败行为，政府可以要求法院退出干预，不受理案件或者将在审的案件中止审理。

近年审判方式改革关注和进展最多的，也是这个领域。而且当党委政法委插手案件，组织协调详细研究一个案件时，法院、检察院就会更加统一思路，被告和辩护律师此时则完全被置身事外，蒙在鼓里。

二是来自于对先进的立法规定的落实。法院在审判中往往会屈从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的意见和要求，逼供形成的不实有罪口供往往被采信，律师和被告的意见往往被忽略和漠视，对案件以入人罪定案。法院内部有了一些讨论，但就全局而言，还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只是落实了法律本来就赋予法院应该做到的事项。

合议庭法官在审判法庭上看小说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如果推进当庭判决，就可以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连他们怎么讨论的都不知道。与此相类，中国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机构。

许多案件，法院明确不受理，有的方面，法院全部放弃对政府部门宏观经济行为的审查和干预。当庭裁判率的提高，标志着审判管理的行政化趋势正得到扭转，法官的审判权得以真正回归。

民事经济上的大量失误判例和执法不公，导致对法院体制和法院法官选任的反思，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反思，对和稀泥的走村串户调解第一的审判方式的反思，强调法庭的当庭质证和严格的审判程式要求，从职权主义审判方式向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演化。前者论者已多，后者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暗箱操作，双方也不会怀疑对方同法官事先接触搞关系，法官的信誉度可以大大提高，办案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都会加强。通过合理合法的法律手段，泄放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消极因素。

一直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只有摆脱政党政治才有可能，这是执政党最为担心的，也是一再明确反对的。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法律地位平等，即所谓一府两院，公安部只是国务院的一个下属部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能高于最高法院的。

仔细分析一下，本文提出的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同我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的依法治国的意图，是有些微的差别的。六、探索大区法院、专门法院模式摆脱司法地方化经过多年的对司法地方化、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反思和探讨，已经有学者提出以改变法院设置的体制来打破地方权力对国家司法权力的分割和司法权本地偏私问题。

为提高法官的效率，对重罪案和轻罪案可以分流用不同方法审理，重罪案引进陪审团制审理，扩大陪审员队伍，每案选择陪审团，只听不审。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现有的许多来自权力干预的执法不公，是来自于党内权力。